刘正成×李学勤｜中国文字从起源到形成和书法同时产生

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教授李学勤先生，于2月24日凌晨去世，享年86岁。从上古时代的刻画符号到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从考古学、古文字学、上古史到古文献学、美术史、国际汉学，从甲骨、青铜器、简帛到玉器、玺印、钱币等等，先生都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学术前沿成果，被人们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李泽厚曾称其为“大陆学界第一人”。
为悼念李学勤先生，今天特推荐一篇2001年的访谈文章，是李学勤先生对刘正成先生谈书法艺术，题目为《中国文字从起源到形成和书法同时产生》，此文发表于《中国书法》2001年第10期。访谈中李学勤先生就什么是文明，文字的起源、中国文字的特点和书法艺术的关系等多方面的话题进行了观点性阐述。

中国文字从起源到形成和书法同时产生
——与李学勤关于历史学现状与追求的对话
刘正成×李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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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1年8月31日
地点：北京中关村李宅
谈话：李学勤（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刘正成（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书法》主编；现为《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国际书协主席）
一、文字是文明不可或缺的要素
刘正成：这次（指2001年8月初）中国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因在外地讲学，没来得及参加，只看过论文提要。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的形成，是当代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一个热点课题。文明的起源可能在新石器早期，甚至还会延伸到旧石器时期。文明形成有几个“硬件”指标。对这几个“硬件”指标是不是有种共识，比如说城市、文字、青铜器、王陵与王陵区、宗教的礼仪性大型建筑。这几样标准具备了，古代的国家就算形成了，文明就形成了。研究的方法也很复杂，如考古学文化谱系法、区域研究法和研究礼制、研究宗教等，都是对文明形成的阶段性探讨。文字在文明形成中间的地位很特殊。比如金属器，它可以突然出现，它在一定阶段发现一定数量，金属器就出现了。但是文字的刻划符号或原始文字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有，而金属器就不能这样，总是在一段时期出现，而它前面不可能有一个半金属器。
李先生，您作为一个权威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请您谈谈文字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中间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或者说从目前流行的关于古代文明的标志即古代国家形成的特定标准中的共性，即城市、青铜器、复杂的礼仪中心和文字这几项“硬件”标准中，文字的重要性是什么？
李学勤：这个问题您提得非常中肯。可是关于什么是文明，还有一个界说定义的问题。然后呢，就是什么叫文明的起源？什么是文明的形成？做为一个文明应该怎么来判断界定？这至少有四、五个问题包括在内。恐怕将来我们按计划探索的时候，这四、五个问题都得一个一个的讨论。今天不管在国际还是国内，有关的问题，都还没有定论，我只能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什么是文明？马克思主义有确切的说法，文明要有国家存在。从野蛮到文明的过渡一个最主要的标准是国家的产生，这是恩格斯讲的。迄今为止，即使在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中间也还在引用，而且不仅影响到历史学界，还影响到考古学界。英国柴尔德(GordonChild)其实就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问题是国家是一个政治的社会的范畴。怎么样发掘才能证明它是有国家机器呢？还得有一些考古学上的物质的标准。刚才谈到的这几个标准，像城市、文字、礼仪性建筑等，最早提出的是六十年代在美国的一个会议上，英国学者格林·丹尼尔(GlynDaniel)在他的一本书里推广。这本书叫《最初的文明》(TheFirstCivilizations)，副标题是“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这是文明起源的考古学标准。丹尼尔当时提出了三条：第一条是城市，要有五千人以上居民；第二条是文字；第三条是大型礼仪性建筑。礼仪性建筑要大型，小型不行，象金字塔这样的可以。这三条里面，就已发现的人类文明来说，不见得都具备，有二条就可以，而这二条里面，文字是必须的。后来咱们国内、日本等亚洲学者比较注重金属器，也做为一个标准。后来虽然大家谈得很多，也无外乎这些标准。这些标准怎么衡量、怎么看，问题还很多，比如金属器从开始天然铜一直到红铜、砷铜然后到青铜，还有一系列复杂的发展，但无论如何没有人否认文字是文明的一个很好的标准。没有文字，文明也很难讲。不管哪一家，否认文字标准的还是没有。看来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文字是最重要的。
刘正成：刚才您谈到文字是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最主要的标准之一，那么考古学的观点和历史学的观点是不是相近，或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李学勤：应该说是一致的。
中国文字是一个独立的文字系统
刘正成：现在我们看到最早的距今七千八百到九千年的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有甲骨文字或刻划符号。这中间还有陶寺遗址中的朱书“文”字，属仰韵早中期吧，距今五千年左右。再往下是大汶口陶文，然后是山东邹平丁公陶文，及桓台岳石甲骨文。一直到距今三千年安阳殷墟甲骨文，就是成熟的文字了。从八、九千年到安阳三千年，这个时间跨度将近有五、六千年的时间，这个时间跨度和它的区域(从舞阳贾湖到山东)，我认为都超过尼罗河中下游的古埃及的文字存在的时间和范围，也超过了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楔形文字存在的地区范围和延续的时间。如果这样看这五、六千年，在殷墟形成之前，中国文字是不是一个系统？或者是这个系统的文字主要是什么特征把它联系到一块的，形成了安阳殷墟这样比较成熟的甲骨文?我记得李先生曾说丁公陶文现在还不能辨识，算不算安阳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同一系统的文字？
李学勤：刚才您谈得很好。

▲舞阳贾湖龟甲契刻符号（左）与殷墟甲骨文拓片（右）的比较
舞阳贾湖在龟甲和个别石器上的刻划符号，确实是目前我们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工刻划符号。同时，根据我的知识来说，也是全世界最早的。跟这个可以比的只有两河流域的一种算筹，英语叫token，就是一定形状的小泥块，计算用。它的时代没有字的跟舞阳贾湖差不多，从有原始文字符号的来说，还要晚一点。现在我们看到的人类有意识的刻划符号就能达到这种程度。埃及的晚多了。目前的埃及的刻划符号在公元前四千年上下，主要出土于尼罗河上游。过去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埃及文字和中国文字没有关系，可是它们的发展是可以比较的。因为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来源于材料较少，跳跃太大，很难看出发展，埃及的比较明显，它怎么从一种刻划符号发展到圣书体的文字，比较清楚。目前材料比较多。看起来中国的文字也是这么发展的，中国文字也是从陶器刻划符号这样发展来的。当然了刻划符号不能说就是文字。还有一些究竟是不是人工刻划符号，还很值得怀疑。骨头上由于地下的腐植酸等，很容易造成印痕。周口店猿人洞骨头也有一些印痕，那也是刻划符号吗？可是无论如何舞阳贾湖的特别清楚，它的刻划一看就很象甲骨文，看起来是一种带有象形的符号，至于能不能和后来文字联系起来，现在材料不足。
文字是发明，不是发现，因为是自然界所不存在的。文字是人类最主要的发明之一。在人类发明历史上舞阳贾湖要大写特写。最近我与中国科技大学的学者合作写过一篇文章，可能在国外科学刊物上发表。我们对于中国文字起源的看法一般是从两个方法来考察。一个是发现了广大地区大量的刻划或绘制的符号。另一个是我们从殷墟甲骨文上推，因为甲骨文那么成熟，我们常说的“六书”，甲骨文已经具备。甲骨文单字到底有多少，至今没有一个定论，总之是四千以上没问题，而且我们不能说今天所看到的包括当时所有的字，估计当时的字有五、六千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我们常用的也不过这么多。殷墟的甲骨文到武丁，以前还会有一段很长的历史，现在的问题是接不上。
我常常说，我们用甲骨文、金文等汉字的前身来推论再往前的材料，这仅仅是实验，可是只有这一个方法。在公元以前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还只有巴蜀文字。巴蜀文字现在所有的解读都不成功，除了巴蜀文字以外，从商以来，就没有其它文字系统，因此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用甲骨文、金文知识来看过去更早的字。我说这是种实验，这种实验可能毫无根据，可是截止到现在，我认为一般说还是比较成功，总能有一个说法，包括丁公陶文。在《国际汉学》上，我写过一篇关于丁公陶文的小文，是一种猜想。日本的松丸道雄先生也写了一篇文章。我决不说我这个有什么根据，可是作为猜想它有一定的适用性。今天我们不能证明我们所看到的贾湖以来许多种符号，特别是大汶口、良渚文化的符号确实和汉字有关，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可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随着材料越来越多，我们认为不是可能性减少，而是逐渐增大。

▲丁公陶文
我们在过去的刻划符号里面，发现有的肯定与汉字无关。我曾经写过几篇文章指出良渚玉器上有种符号，这种符号已经发现三例，是一种和火焰似的、排列有序的符号。我觉得与良渚陶器上象云片的一种符号可能是一类。刻的话，就会刻尖了。这种符号在二里头文化陶器上也有个别存在，因为二里头与良渚有关系已被证明。这种东西，不管它是记数的，还是记事的，还是怎么一回事，现在还不能解释。我认为巴蜀文字和汉字也无关。巴蜀文字有两个类型，一个类型是仿汉字的，另一个有些很象埃及文字，有表义，有表音。为什么符号那么少，变化又那么多？至于由殷墟甲骨文上推，郑州出了二片甲骨，藁城台西、郑州小双桥出了一些陶文，看起来就一定是汉字了。再往前的话，材料很多，联系不上。


▲良渚文化原始刻画符号

▲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刻画符号
刘正成：李先生的观点很明确，就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包括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它们是一个系统。
李学勤：不对，是两个系统。
刘正成：汉字是另外一个系统，不能说中国文字是从非洲或中亚到中国来的。前年饶宗颐先生写了一本书叫《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
李学勤：我给这部书写了书评，发表在香港报纸上。
刘正成：书刚出来的时候，他送我一本，他说“我很寂寞，我的书出来以后在香港没人看。”我读了后，他是把苏美尔文字和中国仰韶文化中的刻划符号做一比较。他说，苏美尔文字在进入拼音文字以前的和仰韶地区及中国西部的文字符号有很多很相近。在四十六个苏美尔文字符号里面大概找到四十余个跟我们中国的刻划符号是相近的。那么他的观点我的理解是，在文字形成初期刻划符号在中亚和西亚有互相影响的存在。他的观点倒不是中国文字从外面过来的，但文字刻划符号的形成，他用这些实物证明其相关性。饶先生这一观点当时您在书评中是怎么看待的？
李学勤：说中国文字起源于外国，这种观点很早就有，最早是在十七世纪德国一位学者，就是这种看法。《圣经》上说挪亚的孩子分成闪、含、雅弗三大支，闪的子孙来到中国，传授了古埃及文字，中国人学得不完全，自已又加上一些创造，结果成为另一文字系统，就是汉字。发现了埃及文字就说中国文字和埃及文字有关，发现了楔形文字就说中国文字与两河流域文字有关，各种说法一直都有。中国人也有人赞成这些说法。今天看起来，研究语言文字不能只研究文字，还要研究语言。中国的语言和它们一点关系也没有，中国的是一种独立语，造出的文字是一字一音。汉语是汉藏语系，与其它语系并不相干。
学者指出，人画出符号来总是有些共同点，太阳总是画成圆的，月亮总是画成弯的，你找一个不识字的小孩，他有时也画出这些符号。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在远古时期，在欧亚大陆上互相之间会有所影响，这种交流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也可能经历了多少道弯儿。不能低估古代人的活动能力。我常举一个例子。我到欧洲，渡英吉利海峡，坐英国人发明的汽垫船，那么大的汽垫船，可是我每次走之前我要看报纸，看看今天的海浪怎么样。真正浪潮一来，还不算怎么大，在甲板上我都不敢站了。可是古人的话，一只独木舟，一个木排，在公元前三千年就渡过去了。古人的活动能力比现在想象的强得多，特别是在农业发展以前，人类不定居的时代，流动性更大，而且欧亚大陆中间还有很多草原民族，跑来跑去，很多的文化因素，都是通过他们传播的。我在自己书里提到在我国西北出土的一种兵器，很可能就是从埃及起源的，很特别，不过这种关系很少很少。
刘正成：最近玛雅文化在北京有一个展览，所以玛雅文化在北京形成一个热点，有种猜测，说是亚洲或中国人渡过白令海峡到阿拉斯加，去美洲大陆。玛雅文字和中国文字有没有关系？
李学勤：我认为从玛雅文化的各方面来看，和中国考古文化关系没多大联系。我自己没去过那地方，本来今年的七月初在墨西哥举行国际科学史大会，请我演讲，因为我在台湾教课，我不能去。可是玛雅文化的遗物我看过很多，有些地方和我们很像。像的原因，张光直的说法有道理，环太平洋地区从地理因素上看有些共同点、类似点。人们渡过白令海峡当然是有了，要不美洲哪来的人呢?然而那时候还没有文明。至于中国人后来航行到美洲，都没有确切证据。
甲骨文不是书，真正的书是简册
刘正成：大家都经常提到《尚书》关于“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记载。“典”和“册”当然不是甲骨文。“典”从甲骨文和金文来看是由绳子串着木块或竹块。王昌燧先生也说过对考古发掘中对竹块、木块要注意，用红外的方法来观察是否有文字遗存。因为甲骨毕竟是文字的载体之一，可能还不是主要载体。甲骨文现在来看是卜筮中间用的，记载着占卜结果。那么“有册有典”的记载中的文字更多的载体可能是竹块、木块。木块、竹块在考古发掘中很困难，我在考古所资料中心看到一件商以前的木器，李健民先生说当时在发掘时只看到一片红，如果马马虎虎过去的话，就把这个毁掉了。他们发觉这好象一件什么东西，用石膏浇铸的方法把这件木器挖了出来。只有甲骨这样的东西把文字的刻划符号留下来，竹块木块要留下来很困难，因为它很快变质，中国文字的大量载体在考古中还很难发现。从舞阳贾湖到安阳殷墟这五千年左右的时间，这中间渐变的环节可能就没有了。这“典、册”——文字的载体，按您的推测还有没有可能再发现？
李学勤：《尚书》里讲的是真实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册”这个字，甲骨文里字形清清楚楚，正是一组竹简编起来的书。“典”，是大册，用手托着，或底下放一案子，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不可能有别的解释。因为武丁时就有“作册”，作册是史官。当时有竹简、木简，问题是能不能发现。不是所有存在过的东西都能够发现，这要有种种条件才行，但不是没有可能在将来发现，这一点我们只能抱一期望。也不是殷墟完全不可能保存这些东西，殷墟也保存了一些更脆弱的东西。其它商代遗址也可能保存，现在商代遗址多了。
刘正成：它的下限是商晚期，上限可能还有先朝的遗物。
李学勤：对。中国的典册至少从武丁时候的甲骨文中看见了，整个商代一定会都有。其实中国字的形成和简很有关系。现在法国的一位学者游顺钊先生，他是香港人，是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他做过一篇论文登在《中国语文》上，后来我与他做讨论。他讲到，中国的字有些很怪，甲骨文里面写一个“犬”，它不四腿着地，而是四腿横着；写“鱼”，鱼都是横着游的，没有头朝上的，甲骨文里却像钓着的一条鱼一样。为什么这样?道理很简单，就是由于简。写字的简是窄的，所以他要把字形竖过来写。楔形文字里面也有一些转了九十度。丁公陶文已经看出是一行一行的，十一个字分成四行半。这个观点有科学道理，有一定根据，尽管还没有实物来看。
刘正成：等于文字记载里有了。
李学勤：殷墟武丁时期的甲骨文有一片(我在五十年代初就指出了，曾毅公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引了我的话)写着“三册册凡三”，意思是一共有三册，每册里有三个，这就是把甲骨也当作册来串起来。不过，严格说甲骨是不能算作书的，很多人把甲骨叫书，写书的历史从甲骨开始，这是不对的。甲骨不是书，是占卜的工具。青铜器它是一种礼器、乐器或其他什么，也不是书，真正的书就是简册。帛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在还说不清，主要的还是简。
刘正成：只能把这甲骨文当做文献来看待。
李学勤：追寻事物的起源，总会遇到材料不足的情形，在中国考古上常常如此，外国考古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太小心了，反而走向相反。比如，有些东西早期的发现了，后边没有继续，就说这个早期的靠不住。玺印的例子最清楚了，这与我们书法有直接关系。商代有玺印，过去在安阳出土的，现藏台湾的那三方（下图），至少有二方没什么问题，这个我亲自看过。现在西周、春秋玺印也找到一些。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中国文物报》上，可能你们看到了，介绍了中亚出土的石印，这个东西一看就象中国的汉印。外国有学者说是汉字，但时代太早，公元前二千三百年呀。这东西你没见过吗？

▲商代玺印
刘正成：没有。
李学勤：是不是像一个中国印？
刘正成：肯定像，刀法都看得清楚。出土地是哪里呢？
李学勤：土库曼斯坦靠伊朗的一个遗址，叫安诺。
刘正成：这个印是中国这边带过去的?
李学勤：我想不会。字不是汉字。
刘正成：不是汉字?
李学勤：可是非常像中国史前陶器上的刻划符号。
刘正成：它的用途就是印吧?
李学勤：您说它干什么用?（笑）
刘正成：（笑）我不知道。
李学勤：外国有也印，有钤印的，滚印的，和这个不一样。这种在形体上只有中国印能够比拟。
刘正成：李先生，这印的发现说明什么问题？
李学勤：过去安特生那时讲中国文化西来，其实中国文化当然不是西来，可是不是不能够比较。发展到同样一个文化水平的文化，它产生的彩陶器、金属器，产生的什么东西，可能有比较之处。你看石印上这种符号非常象仰韶陶器符号，当然我不是说有关系。这种符号一点象形性没有，我统称没有象形性，非常抽象，就是线条组成的，不但仰韶文化，而且类似的文化时代都有。而且你从印的形质来看，如果把这个变成金属的，做成一个薄片，上面做一个钮，不就和商代印一样了，所以，当时我看了之后，马上写了一个短稿，让大家看看，非常有意思。
抽象，中国文字的一个很大特点
刘正成：谈了这么久，李先生您辛苦了。再问最后一问题。上次我们组织了古文字学家谈书法的座谈会。您参加了，您提出了我们现在古文字学家主要研究形、音、义，缺乏对美的研究。您举了一例子，西方考古学界，包括史前考古，把美术做为考古的主要内容之一，研究人类最初意识形态在考古遗存中间的表现。
李学勤：我一贯的看法。
刘正成：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从史前出土的彩陶、玉器、骨笛、甲骨文刻符等，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遗存，是大量存在的。这种存在充分反映了史前的礼仪、宗教的广泛盛行。这种宗教、礼仪活动滋生了人类原始的艺术。看到我们的先民大量的艺术劳动，投注到礼器中间。一个是文字起源，一个书法起源，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先民在创造文字的时候就象创造礼器一样灌注了他的艺术劳动。文字之始，可能就是书法之始。请问对文字的书法艺术研究和古代礼器的艺术考古研究在历史研究中有没有没什么联系?或在这方面研究您有什么高见？
李学勤：刚才说的这些，主要是刘先生的高见了。这个问题我看是不是这样看。西方考古学总是和艺术史联系到一起，这是西方考古学的一个传统。中国考古学，因为我们中国人有金石学的传统，所以中国考古学总和历史学研究结合得更密切。各有长处，取长补短吗，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向西方多学习一点东西。正如您所说的，先民的艺术创造活动，一直贯成一条直线。文字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贯串在其中，这是很重要的。我想书法，应该是广义的，书法其实不只是用毛笔来写，因为至少甲骨文上的契刻便不是用笔写的。甲骨文不是先写了毛笔字再刻的，没有这回事，所以中国以篆刻为代表的艺术也是书法一个非常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按照这样理解，你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人不管是用毛笔写的、还是刻的，都是一回事，而且还伴随着我们从符号到文字的发展而开始了。我们现在知道中国毛笔的起源，它不是为写字，而是为在彩陶上画画，彩陶的纹饰就是用毛笔画的，毛笔的笔意看得很清楚，是一种软的毛笔。

▲仰韶文化彩陶鱼纹盆
刘正成：我看到河姆渡的彩陶上面、大地湾的彩陶上面的纹饰都非常精致。
李学勤：多是如此，可以看得出来，而突出的发展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凡是彩绘的你可看出来它都是毛笔，而且有线条的表现。刻划的符号也是在史前就开始了，可以看出来它也有艺术的考虑。你只要看一下布局。篆刻，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布局，风格的表现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布局。
刘正成：好象还有刀法。
李学勤：有刀法，非常之高妙。最好的例子我看是丁公陶文。丁公陶文是非常有布局，我看了之后，就根据布局来考虑，我说这是在陶片上刻的，不是在陶器上刻的，这个有人感到很奇怪，其实世界考古上在陶片刻文字是非常常见的事。
刘正成：陶寺出土的那个扁壶，“文”字写了以后，把破损的边缘用朱色涂了一次，肯定是摔碎以后写的。

▲陶寺遗址陶器符号
李学勤：对，是后做的。丁公陶文布局很清楚，最末了一个字它还躲了一点，因为那是斜角。这就是艺术的考虑，很好的书法考虑。同时，它有连笔。甲骨文没有连笔，可是殷墟出土的陶文有连笔，江西吴城的陶文也有连笔的。这些连笔的，可以说是行草的祖先了。应该说中国文字从它的起源到形成是和书法同时产生的，完全没有书法考虑的文字是从来没有的。
刘正成：我看古埃及圣书体的文字，它画得非常具体，画个鸟它就是个鸟，画条蛇它就是条蛇，很象形，中国的文字虽然说是很象形，其实它在很早的时候就很抽象。舞阳贾湖的“〓”和“〓”，它就是抽象的，你不能说它完全像古埃及圣书体文字这么象形。反过来说，这种造型的关键是高度抽象，这在中国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法国巴黎大学熊秉明先生在西方一再强调一个观点，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在中国，书法是文化核心的核心。这个观点到底有多少内涵，只有熊先生自己去讲。他把书法作为文化核心的核心，他作为一个美术史论家，还是把书法作为艺术来看待，当然就包括刚才您讲的造型，布局等。象形容易，中西方的古代岩画，都是画个马像马，但唯有抽象的符号如距今七、八千年的舞阳贾湖的刻划符号，在三千年前安阳殷墟具有的几千个美的文字符号，它体现了中国人创造文字过程中的审美观念。怎么看待这种造型观念在中国整个民族文化中的地位？这种造型观念与中国文化观念有什么联系？或者中国文字造型原则，六书原则，在中国文化中有什么重要启示或特征？
李学勤：中国的文字起源究竟是走的什么道路，这个问题今天考古实物证据不足，还不能在一个地区构成连续的链环。大家有一个观念，越原始的文字应该越象形。但是那时郭沫若等先生，讲中国古代文字起于陶器符号，是以指事为起源，这种说法当时他是力排众议的，大家都不赞成这个说法。这可能是符号，是不是文字今天还可以讨论，它比较抽象，即使有的是象形，但后来又很快抽象化了。《说文·序》里讲文字起源，是从伏羲画卦开始的，伏羲画卦是不是就是《周易》的卦，这个问题可慢慢讨论，可是它实际上说明是用一种线条的抽象，它一开始就是抽象的。
刘正成：《说文·序》里讲，伏羲和仓颉均是从鸟兽之迹中得到启发，发明了八卦和文字。
李学勤：鸟兽之迹，就是一些线条，它是抽象的。其实外国早期也不见得都是象形，有些个文字也都是线条的。
刘正成：中国的抽象，就是很简炼。中国语言也比较简炼，包括绘画也是用线条。国画主要就是笔墨线条，可能和书法及最初的文字创造有些关系。
李学勤：很有意思。（大笑）
李学勤｜（1933年-2019年），北京人，清华大学哲学系肄业。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教授。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文化研究，注重将传世文献与考古学、出土文献研究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战国文字、简帛学，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研究等众多领域，均有卓越建树。著有《殷虚文字缀合》、《东周与秦代文明》、《古文字学初阶》，《中国青铜器概说》，《走出疑古时代》，《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等。2019年2月24日，李学勤先生辞世，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