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望是天津公认的书法大家，但他从不以此自居，一幅字只卖3毛钱

从民国到当代，天津有一位公认的书法大家，叫龚望。但是和时下很多书法家不同，龚望从不卖字，也不承认自己是书法家，他甚至说：“如果有人说我是书法家，我绝对不接受。书法家是干嘛吃的？不就是写字吗？吹什么？中国人写好中国字是天经地义的事。过去为官的、读书人，哪个不会写字？不写中国字，不学古训，不读古文，传统文化就没了！”
龚望（1914—2001），字作家、迂公，号沙曲散人，天津市人，一辈子住在西于庄的一处平房小院里。他幼承家学，早年就读于天津国学社，曾在严修先生主办的崇化学会学习。龚望一生清贫、勤勉，在经史、诗文、佛学、训诂、金石、书法等领域均有相当造诣，是天津重要的乡贤和文化大家。
龚望
龚望这一辈子都在认真读书、写字、篆刻。年轻时，他每天早晨起来先研墨，在纸上打格，临大字，一张纸写16个字；然后写中楷，一张纸写36个字。他一天要完成六张大仿，把当天的日历用糨糊贴在大仿上。可以看出龚望临书用功之勤，临习碑帖之广，书法根基之坚实，书法见地之独到。
60年代的天津冬天很冷，龚望住平房，家里生了两个煤球炉子，用来取暖和做饭。每天点炉子很费事，劈柴不够用，他把家里一些画的画轴扯下来当劈柴烧，或是取一卷自己临过碑帖的纸去点火。龚望的儿子龚绶觉得心疼，他在学校工作，就找来些废卷子、旧杂志、旧报纸，把父亲临过碑帖的纸替换下来。但龚望惜纸惜墨，依然还要在儿子拿回的这些废纸上写字。
龚望书法
70年代末，天津的书画艺术开始复苏，一些喜好书法的人组成书画研究会。龚望常去各处参加笔会，在袄袖里掖一杆毛笔，腰间系一对瓜蒂印，到现场让人倒上墨，抻开纸就写。往往别人还没准备好，他的大幅作品已经上墙了。写完就走，还一边说：“费纸、费纸。”
龚望一生以书法形式传递做人做事、修身养性的哲理，他的书法关乎世道人心。1985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少讲空话，多干实事”，龚望非常激动，立即写了一篇四尺对联，并把《》的评论员文章抄在对联边款上，一共一千多字，最后落款“龚望敬录”。他还写过一幅小字：“愿闻己过，求通民情。”虽然身在书斋，但他想的是天下事。
龚望写字没有利益，他从不卖字。有人来请他写些什么字，他从不会按对方的要求写，但他会自己写一句话送给对方，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家给钱，他就要三毛钱，其中有一毛钱是纸钱，他根本没拿自己写的字当钱。直到晚年，龚望的头脑里也没有“我是书法家”的概念，对自己书法上的成就看得很淡。
龚望临帖
有人告诉龚望外面有人仿他的字卖钱，龚望回答：“人家生活也不好，不就是用咱的这个名换俩钱吗？他真困难，咱知道了，不也得帮他吗？”有人在外面买了龚望的字，不知道真假，拿来让他看，他不表态，当即写一副字送给人家，说：“这不就是真的吗？”
龚望是书法家，其实也是学者，他一生中没有一天不读书。年轻时他经常一个人在书斋里大声朗读，如痴如醉。在他结婚当天，迎亲队伍到家时在外面吹吹打打，但过了一会，外面突然安静了。他母亲叫人出去看看，结果发现吹鼓手都走了，再一问才知道，原来龚望在屋里读书，嫌外面乱，出来给人家作揖道辛苦，把人家都劝走了。直到他六七十岁，仍然时时朗读。
龚望
龚望是孝子，早晨上班走，必到母亲房里禀告；下班回来，先到母亲房里打招呼。他回来较晚，家里人已经吃过晚饭了，他就在母亲房间里吃饭，时和母亲拉家常。他吃饭很简单，一般不超过十几分钟，好像吃饱了就行，不需要品尝滋味。母亲患气管炎经常咳嗽，龚望亲手给她煎药。那时候在达仁堂抓药，每味药都裹成一小包并附一张小票，类似于说明书。龚望往药锅里放药时，必逐一与药方核对，非常谨慎。
龚望也时时挂念自己的老师们。李实忱先生在1936年赠送给龚望一幅肖像照，那幅照片装在镜框里，一直悬挂在书斋墙上。陈翯洲先生早年写的两篇仿（临夏承碑），龚望装裱成立轴，请多位老师和同学题跋，挂在书案旁边。陈哲甫先生早年给龚望写了一副对联，龚望将千余字的《陈哲甫先生事略》用工整的楷书写在裱好的对联绫子边上，悬于壁间。
龚望
年轻时龚望在几所学校教书。晚上有时还教家馆，平时住在崇化学会，每周回家两次，晚上还要坐在书桌前，拿出学生的作业认真批改。他一辈子住在西于庄的平房里，和街坊四邻相处几十年，总是那么随和、亲热，每到过年都会帮邻居写春联。
80年代初，龚望在天津师范大学教过两年书法，后来就很少出门了。他说，年纪大了，出去万一生病，给孩子们添麻烦。平时就在家接待客人，自己写东西。他晚年有一次患病较重，稍有恢复，坐在那里信手写下“心迹双清”四个字。这四个字，正是他对自己一生存心与行事的概括。（文：何玉新）
龚望临帖
龚望书法